安锐生物总经理&生物研发负责人 熊文博士
新药创始人俱乐部会员
虽未见其人，只闻其声，但通过1个半小时的电话采访，笔者眼前生动勾勒出了一位爽朗干练、热情活力的女科学家形象。从学术界到工业界，从科学家到管理者，从全球顶级药企到新药初创企业，熊文博士的每一次转身都适时且从容。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如今倒回去看，走得每一步都踩到了时代的节点上。”
如果说，熊文2009年选择回国时的想法很简单，只是因为在美国待够了，想要回国看看；那么，2020年她选择加入全球化小分子新药研发公司——安锐生物（Allorion Therapeutics）的想法也同样简单，就是希望“归零”重整，在新药创业路上摇旗向春，实现个人更大的价值：即把药做成，让天下发生基因突变没药的病人，能够早日有药可医。
从学术界到工业界
From Academic World to Industry
熊文从小学习能力就很强，除了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外，她还喜欢捣鼓各种兴趣爱好。在中学时，曾担任校合唱团领唱和舞蹈队成员。
1985年，熊文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5年本科毕业后，她进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了2年，之后便开启了长达17年的海外求学和工作生涯。于1992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细胞生理学博士学位；又于1998年进入斯坦福大学（Stanford）进行博士后研究，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在《Nature》上发表了重要论文。
“Stanford的科研生涯，真的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当时实验室的老板也让我最为佩服。在那里，不同于很多传统的生物学家只埋头做研究，我因为对系统生物学有更深刻的认知，所以经常会参与到老板理论上的一些建设，并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因此，即便熊文离开实验室多年，老板在发表论文时，还带上了她的名字。
从Stanford出来后，熊文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短暂地待了一阵。直至2005年加入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成为了她往后很多人生际遇缠绕的开端。
在Scripps期间，她遇到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位老板，也是清华药学院后来的首任院长丁胜，他曾在斯克利普斯研究院师从著名教授Peter Schultz【曾任诺华研究基金会基因组学研究所所长 (GNF)】。这些人当时在熊文的心中，只当是人生的一次短暂交集，并未想过很多因果其实一早便已种下。
2009年，随着国外干细胞生物技术的起步，也让熊文迎来了职业生涯上的重要转折，正式从学术界跨向了工业界。当年5月，熊文觉得自己在国外待得挺久了，便想回国看看。于是，她加入了诺华上海研发中心。“刚开始，诺华是希望我回来做Stem cell ，但又觉得这还处于非常早期的研究阶段，所以我后来在诺华做Epigenetics（表观遗传）。”
回首在诺华的7年，熊文直言受益匪浅。她表示：“进诺华时，我刚从学术界走出，对工业界没有太多了解，基本上就是个freshman。但基于曾经做stem cell的积累，所以对表观遗传非常有经验，让我在诺华很快成为了project leader。”除了领导表观遗传学靶点的新药研发，熊文还参与了上海诺华再生生物学项目的早期研发，后来该项目还被转到诺华总部继续推进。
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工业界，熊文学习能力强的特质，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就像在诺华这样的国际顶尖药企，从初出象牙塔的“小白”短期做到Project leader，本身是一种跨越，但熊文用实践证明了自己，她可以把事情做好。
从科学家到管理者
From Scientist to CEO
既然人生有了第一次跨越，那必然会有第二次。
2016年，因家庭团聚的原因，熊文选择离开诺华回到美国。就在这时，一个非政府组织（NGO）正准备在中国筹建。当时，清华药学院院长丁胜就打电话给熊文，希望她能一起来做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熊文一向对NGO有情怀，当下便觉心动，也拦下了她回美国工作的步伐。
从2016年4月参与早期筹建，到2016年底正式入职，熊文是GHDDI的第一位成员。她坦言，GHDDI让她真正完成了从科学家到管理者的蜕变，也为她后来选择创业埋下了伏笔。
在GHDDI期间，因为丁胜同时任清华药学院院长，基于早期建立的信任，科研事务便让熊文参与决策及具体执行。在那里，熊文不仅组建了五大类疾病生物部门、蛋白科学，高通量筛选平台和DMPK等团队，还负责与盖茨基金会交流所需的年度计划、总结，以及与各大洲国外组织机构进行交流合作。熊文表示：“很多时候把你放在那，你就会基于惯有的责任心，把事情做好。”
然而，受到现实很多因素的影响，GHDDI项目推进相对比较缓慢，熊文也因此选择离开。就如她所言，我能做的事都已经做完，便想要去做更有挑战的事情，实现个人更大的价值。
某种程度上，人生就是一个圈子。就在熊文寻寻觅觅之际，安锐生物创始人丁强找到了她，问她要不要跟他一起创业。丁强在创办安锐生物之前，就有过一次创业经历。他作为共同创始人建立了源生医药（Curegenix），并担任研发总裁职位，参与和领导了First-in-class WNT通路小分子抑制剂CGX1321的研发，目前已经进入全球II期临床。
熊文表示，正是因为安锐生物拥有着一支非常强大的团队，才吸引了她最终加入。熊文将这支团队称之为“全诺华团队”，创始人丁强来自San Diego诺华，曾在那里工作过11年，担任药物化学主任研究员和项目负责人；CSO李昉来自Cambridge诺华，擅长Computational biology，曾在诺华工作8年；而她则来自上海诺华，曾在那里工作7年。“虽然我们从诺华的不同Site出来，但大家的经历理念相似，Science背景都很强，都是能实干的人。”除了他们三位外，公司还有一位重要成员——科学联合创始人Nathanael Gray教授，同样来自于诺华，横跨学术界和工业界，有着丰富的制药经验。熊文强调：“他在我们公司不是挂名，每两个星期会和我们开一次会，深度参与到我们科研决策中。”此外，公司化学研发负责人成岱、临床前生物部负责人陈耀宇以及转化研究负责人盛青等核心团队成员也均在诺华任职过，有着丰富的制药企业经验。
对熊文来说，团队给了她很大的底气。她曾经希望自己的职业顶点是CSO，但在安锐生物，她发现自己的管理经验更有用武之地。因为公司CSO李昉博士对Oncology的理解比她更为深刻，在这个疾病领域的耕耘也更加精深。从这点来看，整个团队之间可以形成良好互补，将每个人的能量释放到最大。从国际顶尖药企到新药初创企业
From Global Pharmatech to Startup Biotech
“创业跟在公司上班还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现在出来创业，是遇到了一个好时机。”熊文深知，新药创新不是一枝独秀，而是需要整个产业生态链的进步。
就像当前，中国新药研发正在蓬勃发展。一方面，从跨国药企溢出了很多新药研发管理人才；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也变得更加火热，愿意投资早期公司，此外，国内CRO服务公司也在不断成长，带来完善的服务。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大数据、AI时代的到来，行业里的上下游厂商也在快速崛起，用技术为药物研发赋能。比如，像安锐生物合作的上海鹰谷，其打造的电子实验记录本，能够完整记录下科研人员的每一场实验数据。“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倒回去找到很多早期的数据。当你输入一个实验关键词或一个化学结构式，就会跳出所有跟这相关的实验记录。”而且作为管理者，熊文还觉得这个系统非常Powerful，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因为如果你还在用纸质系统，就很难调动起所有数据，很难溯源和传承，不利于公司的数字化管理。产业生态链的发展，也推动了安锐生物的快速成长。从2020年6月成立，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公司已经在美国波士顿和中国广州分别设立了研发中心，并且团队成员超过30人。其中，有12位博士和13位硕士，大家各司其职，共同朝着一家国际化制药企业的目标迈进。除了团队分工明确，公司对于研发也有着非常清晰的定位。不同于其他新药企业整个链条的建立，熊文表示，安锐生物更专注于早期研发阶段，开发基于大数据挖掘和对疾病生物学深刻理解的精准医疗。目前重点针对自免疫疾病和肿瘤，开发变构抑制剂和不可逆共价结合化合物。而当这些项目推进人体临床试验时，他们则希望能实现License-out，与国际药企建立合作。
不过，作为一家初创企业，在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同时，也要学会适应国内环境，为创新赢得时间和基础。因此，公司早期选择了一个变构抑制剂的Fast follow 项目，还考虑License-in一个具有全球权益的First in class激酶创新变构抑制剂项目，“这个项目是一个变构抑制剂，与我们公司发展方向非常符合。”与此同时，公司也在加快研发First-in-class项目，原本计划在年底交付PCC，但项目目前进展非常顺利，预计在今年年中便能达成目标。“我们更长远的目标是建立合成致死研发平台，寻找新的靶点。”对熊文来说，这也是安锐生物更吸引人的创新地方，充满着未知的乐趣。当前，行业里“可靶向”的靶点，基本上已经被大家做完，但还有很多基因突变的癌症病人，并没有可治的药。所以安锐生物希望通过合成致死平台，发现更多新的靶点，最终成药。当然，熊文也明白，做创新必然充满着挑战，但她对此保持乐观：“因为我觉得团队很重要，如果团队创新力够强，有很高的执行力，碰到问题能迅速找到根源，困难也会迎刃而解，而我们的团队正是如此。”在外界看来，安锐生物只是一家成立不到1年的初创企业，还没有标签。但对熊文与团队而言，他们早已给公司的未来规划上了几笔：做一家国际化制药公司，做一家有自己主题的公司，做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虽然实现目标的时间还未落定，但路已在脚下。熊文说，创新才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