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创业始于2001年初。尽管刚经历第一次初创失利的折腾，但还是激动于在初创biotech公司环境里与一群以挑战未知为乐的公司创始者为伍的创业机会。这时恰逢SKCC的主席 Paul Mars医生和哥大的Breslow 教授课题组合作筛选出包括SAHA在内的几个HDAC抑制小分子先导化合物，在纽约VC的支持下，成立Aton Pharma，以推动SAHA作为抗癌药的研发。我很高兴以化学总监的角色加入到以几位博士后为主要执行官的Aton Pharma初创团队，负责把这些先导化合物变成药。不过，我很快意识到又掉进一个可能爬不出来的创业坑：其一，SAHA分子设计偏离主流认可的模式（rule-of-5）；其二，SAHA不是文献宣称的HDAC1选择，而是个pan-HDAC抑制剂；还有，我好不容易优化筛出的一个HDAC1选择抑制剂其动物毒性非常大。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开发出口服剂型并选择为SAHA的临床申报和研发方向，成为2004年吸引默沙东5亿美元的并购交易一个重要卖点。经过默沙东经验丰富的regulatory申报团队的一番神操作，于2006年临床二期后获批上市，成为世界上第一款基于HDAC抑制剂的抗癌小分子创新药Vorinostat。这段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合作共赢的理念对创新药事业非常重要。而且默沙东敢于在质疑声中以5亿美元为代价购买Phase Ib 阶段的SAHA，并获得合理回报，也正印证了生意场上的一句古老谚语：“One man's trash is other man's treasure.”

第三次创业，是2009年底回中国的第一次创业。当时我已经是40+，可谓年富力强。在一位湖南籍40岁不到的雄心勃勃的药品销售精英出身的（形容词有点多）药企企业家的游说下，双方决定优势互补，一起在湖南打造一个上市药企。过程还算顺利，公司于2015年在上海交易所主板上市。略有遗憾的是，上市成功后，公司的实控人选择延续他熟悉的传统本土药企的经营策略，不准备在他不熟悉的创新药的路上走得更远。意识到这点，我决定在50岁的黄金时段，重新创业，决意做一个立足中国面向国际市场的创新药研发药企。

这次创业，是在以下几点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后实施的：

1.创业定位清晰，坚定走全球新抗癌小分子创新药的研发路径，并为此做了较充分的项目立项和预研工作；

2. 更熟悉资本伙伴的评估系统和投资理念，更有信心把握资本参与节奏；

3. 有更多的可选资源构建合适的创业团队；

4. 作为公司的领军人，对公司的战略决策有更大的影响力。

泽达医药将是我未来十年的奋斗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