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C、传统药企、不同模式的Biotech在中国的创新发展路径回顾？

中国创新药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中国创新药发展的优势？

资本寒冬下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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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公华：

科越医药做的是创新药补体通道领域。我认为原创性是中国创新药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原创性里面包括对靶点的选择，多模型、药效、药代模型的建立等。科越走的是一条产学研结合的路，联合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知名的华人学者，他本人在补体领域做了30多年的研究，对相关靶点有很深刻的理解，于是我们跟学校建立很好的合作关系，创立了科越医药。找到好的靶点是第一步，还需要注重搭建团队，比如招聘在跨国公司拥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人，以及了解国内国情的专业人士。面对现在复杂的中美关系，只要做到公开透明，就没有什么问题。

杨冬玲：

一品红聚焦于儿童药、生物基因疫苗及慢病创新药领域。在儿童创新药研发路径方面，公司自主研发的团队在原有产品基础上研发2.2类改良剂型新药经验丰富，开发了药物微粉化技术、颗粒掩味技术等适用于儿童药物的制剂平台。经过十多年的锻炼，两百多人的自主研发团队已经在缓控释的延迟释放技术、微丸包衣技术和制剂的一次性评价等方面都有了比较好的成就。

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未来，公司以创新为发展源动力，与科学家开展多方面的研发合作，比如一品红与美籍华人科学家研发的高尿酸血症＆痛风创新药物AR882已进入全球Ⅱb期临床试验。创新药团队在推动药品上市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在生物基因疫苗研发方面，一品红华南疫苗专注于重组蛋白纳米颗粒疫苗的创新研发，关键核心技术包括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昆虫细胞-杆状病毒表达系统（BEVS）成熟的生产技术及蛋白纯化工艺技术优势。公司是国内首批送检BEVS的疫苗研发企业，拥有通过中检院检定的重组杆状病毒三级毒种库。目前国内尚无基于BEVS的人用疫苗生产企业和已上市产品。

赵永新：

多禧生物开始5年一直在做自己的技术，建自己的技术平台。然后2018年才开始做自己的管线，做管线又考虑到国内对于创新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选择老靶点加新技术的模式。临床上面我们也做了新的一些尝试，我们目前的技术平台在国际上也有了名气，特别是很多人还与我们的技术平台做对比，也发现了我们的优势。但怎么把产品做出来做上市，还需要很多工作。对于临床试验，我们的感受是小适应症在临床上不容易找到病人，三四个月才能入组1个病人。所以现在我们通常都是选择做一些大适应症，能把药物快速做出来，推向市场，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黄丹洁：

现在我们团队的新名字是“拜耳处方药中国合作创新中心”。团队当时问我是叫中国创新合作中心，还是中国合作创新中心？我果断地选择了“合作创新中心”。因为合作是创新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尤其是在生物医药这个行业，全球目前所有的创新趋势都在强调合作。以拜耳为例，公司现在处于临床开发阶段的的产品大概有60%是来源于合作或是通过合作进行的。

拜耳是一家非常重视长期合作的公司，也是跨国外企中最早在中国与科研院校进行合作的企业。我们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了与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合作，随后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建立了合作，并一直延续至今。同时，我们还与包括华领医药在内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多项In China, for China的合作，携手让包括Dorzagliatin这样具有全新机制的First-in-class产品可以造福广大中国患者。

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总部的团队来中国交流访问，他们非常惊讶于中国创新发展的速度。因此，我们正在思考并探索如何帮助中国的创新成果出海，让更多的中国创新成果能够被更多海外市场所接受。我们相信，中国加入ICH之后凭借许多有利条件以及国家政策的推动，中国创新药企可以乘风出海，通过合作借助跨国药企在全球市场的丰富经验，让更多源自中国的创新成果走向全球，最终造福更多患者。

丁淦：

年衍药业是专注于肾病领域，中国慢性肾炎有1亿3000万的人口，至今为止没有太多的突破，这个领域还是一片蓝海。我们属于VIC模式，是由通和毓承为主孵化，由专业的高管团队组成的公司。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就看到了这种模式在知识产权方面一些潜在的不足，所以我们现在的产品管线在肾病的主要细分领域都有布局，其中一部分是License in，还有一部分是自研，IP是我们自己的。即使是License in方面，我们的CTO李秀艳博士在药物研发方面经验非常丰富，包括技术方面的尽职调查。我本人是一直做市场、做产品开发策略，做商业化。早期在大型MNC从事产品管线策略及研究的时候，非常关注临床未满足需求，这方面需要经过系统的分析，跟权威专家、临床医生、以及患者反馈等开展综合的全方位的研究。我们认为年衍的优势是我们聚焦在肾脏领域的高管团队，他们有非常丰富的肾科转化及临床研究经验，包括跟肾科的一些主要专家们的紧密交流和信任。新药研发我认为最为关键的还是看产品管线的价值能否最大化，无论是源头创新还是改良创新。此外，在中国的大环境下做创新药物研发，因为目前的定价和准入体系，我们还需要把成本的考量尽早地贯穿在整个新药开发的过程当中。

赵永新：

中国的创新药在源头创新方面还是稍弱一些，大家都在做跟随创新，因为跟随创新成功率高。在中国创新药还有一个现象，只要看到好（新）的靶点，大家就会蜂拥而上，最终结果是总会有一两个企业脱颖而出。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优势，也是弱势。

杨冬玲：

儿童用药面临缺医少药的问题，有的药品在临床使用时，是将成人药掰一半让儿童来服用。所幸政府一直鼓励儿童药的研发，这也催生了研发机构对儿童药的开发热情。在鼓励儿童药的研发政策上，从市场政策环境看，这些年有很多改善，比如在药品集中采购方面，妇儿专科非专利药品，可以直接挂网采购。

潘公华：

中国在成本方面还是存在一些优势的，虽然中国的人工成本也在涨，但是从中低层人员的成本，基建厂房的成本，以及做临床的成本来看还是比国外略微低一些。另外一点对科越来说，我们做的管线里面有一些疾病是罕见病，罕见病病人的招募在中国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因为遗传性疾病，在中国的三甲医院、专家医院，病人比较集中，而且在几个重大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就能够把一些罕见病病人入组问题解决。

黄丹洁：

相对来说中国创新药起步晚，所以优势可能不会那么明显。但我觉得可以总结为两点：一，中国的工程师优势；二，中国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先不和美国比较，我们来看日本，日本的大部分创新都在大的企业里面，很少有Startup。

两三年前确实有一些跨国企业关掉或调整其中国研发中心。这两年我们看到的是跨国企业在中国做In China for Global的License in合作，同时在中国建立创新孵化器。这是因为中国的创新药企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了，跨国药企认为应该多去利用对外合作推动创新，而非仅靠公司自身的研发中心。

丁淦：

在这样的环境下，抱团取暖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关键在于能够找到自己最核心的竞争点是什么，短板在哪里，通过合作取长补短，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双赢或多赢。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整个行业都很“难”，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看到自己的核心的点在哪里，我们的DNA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与CRO，CDMO，以及国内外的科研院校都保持交流，这也是公司长期发展成长的主要战略。

黄丹洁：

在困难的时期关键还是要看怎么能更聪明地做一些取舍。譬如说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阶段最有希望的管线放到最高优先级来推进。然后需要考虑如何更好的利用资金、利用资源。我觉得现在也是整个行业开始冷静思考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既有战略眼光，又有胆量，同时又具备合作精神的企业最终活下来，并且发展得很好。

潘公华：

度过这个寒冬，我想主要是两个层面：一个是要想办法生存；第二就是要价值最大化，这里面也包括了刚才讲的合作共赢。我们经历着寒冬，大家互相之间形成一个生态圈，互相的帮助，包括有资金的、有产能过剩的，比如CDMO行业可以用参股的方式达成订单合作。重点的项目可以自己做，也可以跟外面企业联合开发，能够让大家共同度过困难时期。

杨冬玲：

合作不是说简单的把两家公司加在一起，首先你需要梳理你的资源，你的资源里面哪一些能够帮助到对方，以及你也要知道对方哪些方面可以利于公司发展，双方的合作是要1+1大于等于2或者大于3，这个是关键。

赵永新：我们现在有6款药物要做临床，还有6款要做安评，明年还有10多个临床要开展，这需要大量的、持续的资金支持。现在我们也在考虑和MNC公司进行技术合作，以及通过License out某些管线获取一些现金收入的方式。